关于广州禁摩禁电的思考 (2)

　　三、多数人的暴政——民主悖论
　　
　　不难看出，广州禁摩操纵的是伪民意，可是如果调查真正民意，我估计，非常可能的情况也是禁摩得以通过——首先是广州富裕程度高，小汽车主比例较大；其次，摩托车给人的感性印象也许的确不好。
　　
　　那么，这也正是我们思考的重点所在——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问题。
　　
　　一个人、少数人、多数人的统治，同样可能是不民主的统治。自古希腊始，民主和自由、民主与平等就存在着颠覆的因子。
　　
　　民主与自由——多数决定原则会让少数人的自由成为空话，会出现人多势众的穷人会形成比富人更有决定权的局面，多数人会经过民主程序剥夺少数人的财产甚至生命，从而从根本上动摇了自由的基础。
　　
　　民主与平等——数量或选票的平等可能意味着为大多数所认可的东西，就必然是最终目的，是公正。少数在多数的暴政下可能失去平等表达自己的权利，甚至失去自己公民的资格，失去平等的身份。
　　
　　多数人的暴政不外两种情况：一是多数形成的决定，未经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的事先同意，即在未获全体授权的情况下，由多数单方面决定，即“以众暴寡”。二是多数已获得全民授权，利用多数决定达到排除少数的利益。与多数人利益不一致、甚至是相对立的少数人利益，由于无法获得多数票，就可能遭到忽视甚至侵害。纳粹德国的立法机关通过歧视、驱逐、屠杀犹太人的法律，就是一个明证。
　　
　　多数人、少数人、个人，并非“公意”与“私意”区分的界限，更非“好”与“坏”、“正确”与“错误”的界限，他们都是全民利益和全民共识的两种或多种的可能性。
　　
　　滥用盗用“公意”——广州市政府借用的就是“公意”这个词语。
　　
　　然而，需要清楚的是，并非多数的就是卢梭说的“公意”，从而代表公共利益，而少数人并非就是“私意”，公意并非是多数人的意志，公民个人以其公民的身份表达自己的利益及行动，不可能外在于“公民”的可能利益及行动，在这个意义上说，个人或者少数人的利益同样是“公共利益”，少数人的决定同样是“公意”。多数人的决定经程序转换为“公意”，仅仅说明这是为了就公共问题达成决定，所做的一个最有效率的选择，或者折中与平衡。因为硬要追求所谓完全一致的同意，那实际上是等于追求一个不可能实现的幻想。
　　
　　媒体的权利意识缺乏的暴露——在广州禁摩的报道中，不少媒体为车主呐喊呼吁，但这种呼吁仅仅是建立在人文关怀的基调上。
　　
　　因为保护少数人或者个人，不是在保护特指的“少数人”、“弱势群体”和“个人”及其不同于多数人的“个别意志”、“个别利益”，而是保护公民社会中，必须保护由少数人或个人所坚持的某种可能的“全民利益”及其公民身份。就像保护犯罪嫌疑人不是在保护其个人利益，而是保护所有抽象意义上同是“犯罪嫌疑人”的我们每一个人的公民权利。
　　
　　因此，如果不是全民一致通过的决定，都难以逃脱多数人的暴政的实质。为了避免多数人暴政，弥补民主政治的漏洞，保障少数人的权利不至于受到侵害，人们确立了保障基本人权的制度，用以保障人们的生命、自由和财产等诸项权利。换句话说，是确立了这些基本人权相对于多数决定原则（或民主政治）的优先权——在基本人权面前，即便有多数人决定，也是无效的。这些是公民不能让渡的权利。
　　
　　在我看来，多数人决定的民主并非真正的民主，或者较好的民主，顶多是效率比较高的民主。而真正的民主是应该让多数人去做多数人想做的事，让少数做他们想做的事，如果某公共问题只能有一个决定，那么也应由全民在公共平台上做出充分的讨论和表达，让事件在讨论中透明，让假话在讨论中死亡，让民众在讨论中清晰地做出自己的选择，在通过全民达成投票后形成决定，而全民应该对少数做出相应的补偿。总之，选择与否，在于个人，选择与不选择不论在权利上和实际利益上都是一种平等。
　　
　　从广州禁摩事件来看——也许对所有的民主政体都有适用价值。
　　
　　首先，广州政府不把媒介视为公共利益的媒介，不把多数或者少数视为全民利益的可能，独断地以所谓的大多数趣味和意见垄断公共空间，排挤少数，形成了舆论的暴政。
　　
　　其次，因为舆论暴政，使得政府动机未得透明化，如果政府因为为私利即降低管理成本，或因为利益驱动，决定的是某些特定的人或集群利益，不管这种公投是多么程序公正，结果是多么压倒性多数，都是专制和暴虐的决定。
　　
　　再次，即使前两者都已是公开、公正的，多数决定原则在具体适用时，会根据所讨论问题的重要程度，又分为超过1/2的简单多数和超过2/3、3/5、3/4的特定多数。
　　
　　最后，在前三者都正向满足的前提下，禁摩禁电禁的是公民的财产权，这本身就是不可侵犯的权利。但在取得公民同意的前提下，可以通过对少数进行补偿的方法实现。这种补偿不是广州政府规定的摩托车每月35元，电动车一分没有，而是必须经由公民讨论同意的。
　　
　　最后，举一个例子——美国有一个很小的族群叫阿米绪，其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和社会主流格格不入，甚至抗拒用电，更不用说汽车了，不难想象，阿米绪人在和普通美国人的相处中是很容易产生摩擦和冲突，可美国人和美国政府是怎么对待这“极少数”的呢？在有阿米绪人聚居的地区，马路上就会出现汽车和马车混行的奇特景象——这肯定极其不安全。但美国人作出了妥协，在阿米绪人聚居点行车减速；美国政府也投入了更多的人力和资源去管理相应的路段；阿米绪人的妥协就是在马车上装上了电灯以取代昏暗的油灯，并在尾部加装慢行标志。
　　
　　这个例子当然有些极端和特殊——但我们可以看出当少数和多数发生冲突时，除了集体和政府的强制意志以外，还能找到更温和、更人性化、更符合普世价值的解决之道——宽容和妥协，这不是虚与委蛇与无可奈何，是一种对他人生活习俗和方式的尊重、理解和包容，尽管这样可能会带来不便和麻烦。而一切简单粗暴的禁令是野蛮和不能让人信服的、一切强迫单方付出代价的行为是不公正的，而以多数人的名义对少数人进行压迫更是对“民意”的歪曲。
　　
　　广州现在禁摩禁电已经推行了，但是对它的思考却很有必要，因为暴政的效仿是很容易传染的，而在一些地方，政府就已经或正遇到禁摩的阻力，广州一些人正为着维权在四处奔走，甚至要把政府推向被告席，不管成败与否，这都是令人振奋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