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摩仔与一位护士的故事 (6)

梦想

同是四川人，同是来广州寻找梦想。她比陈国文晚来10年，陈用了十多年时间都没有摆脱城市边缘状态，她只花了3个月

    穿过让李林心怯的那条僻静马路，绕经一片工地，迎面是一个破败小村落，它似乎被急切扩张的广州城遗忘多年。菜地尽头，就是陈国文和8户老乡租住的3层旧式砖房。

    广州的冬阳照进院子里，是个适合“摆龙门阵”(四川方言，聊天的意思)的天气，但一个女人尖锐的嗓音打破了宁静。她是清远人，受房东之托看管这个院落，也是10家租户里唯一讲白话的人家。

    她怒气冲冲地责问一个男子是否打了她的儿子，男子除了骂一声“鸟”外，不屑与之争论。但她激起了四川女人们的公愤，低声讨伐说，“她一直看不起我们”，“其实她不也是外地人吗？”

    继而，大家纷纷罗列出各自在这座城市遭受的歧视。张林妻子说，她来广州做环卫工近10年，过年过节发的东西越来越少，工资也没有达到784元的最低工资标准。她妹妹、唐洪妻子也是环卫工，一次不慎把水溅在一名妇女脚上，被骂得泪水涟涟。她说:“我想不通，为什么我们凭本事找钱，还是被本地人看不起。”她把一大原因归咎为不会讲白话，“我嫂子会讲，别人看她的眼神就不一样。”

    陈国文妻子一向轻言少语，这次也加入倾诉队伍，说工厂老板想提她做领班，但她文化低，不会做报表，当面被老板刻薄一番，“那个滋味真难为情，我就希望女儿能读好书，不要像我这样。”

    男人们的话题则是跟“制度”有关。一人说，他曾因没带身份证两次被收容，花了600元才赎出。陈国文说，一天晚上，十多个人闯进他家，把他妻子身份证搜走，逼迫他们办理暂住证。

    同是四川人，同是来广州寻找梦想，李林却几乎体会不到他们的这些内心苦楚。她一来广州，户口就跟着迁来，所有社会保险齐全。她比陈国文晚来10年，陈用了十多年时间都没有摆脱城市边缘状态，她只花了3个月。

    此后，李林恋爱、结婚，享受爱情的幸福。在家人协助下，她离开拥挤的集体宿舍，把生活搬进一个挖有人工湖泊和溪流的大型住宅区，一套125平米的三房，客厅是陈国文出租房面积的两倍。她和丈夫的月入加起来，已经达到这个社会万众渴望的中产阶级标准。

    工作上，李林也开始崭露头角。她很快被提为护理小组长，率领护士、试工护士和实习生各一名。她所在的科室被评为全省青年文明号，她被推为号长，下有一名副号长和一名秘书协助。她的甜美笑容出现在病房里，一口流利的白话很能哄得这些平均70岁的病人开心，他们都亲热地喊她“李姑娘”。

    就像对广州的每个角落了如指掌，却依然无法感受这个城市奥妙一样，陈国文搭载李林3年，在医院和住宅区穿梭来回，也对李林的生活几乎一无所知，因为那显然不是他的世界。李林同样如此。有时她会好奇地打听这些老乡的生活，但一直不曾走进他们家里去看看，虽然陈国文的住处离医院只有400米远。

    双方甚至都不知道对方的姓名。这不重要。他们只是一种简单的老乡关系。一天夜晚，陈国文走进这家医院，为妻子能得到第二天的专家门诊而通宵排队。他没有找李林帮忙，担心引起对方的反感。

    双方其实有意保持一种距离。李林坐在摩托上，把挎包放前面，既是应对潜在凶险，也是在分隔两个人的近距离相处——它不是LV品牌，足够普通，却足够在咫尺之间的两人中划一道鸿沟。她总觉得摩托仔递来的头盔很脏，带着街头的风尘和底层的汗臭，要用餐巾纸擦了一遍才会戴上。

    这个距离其实是贫富分化背景下，两个正在分离的阶层之间的关系:看似挨得很近，其实隔得很远。

    广州是一座公认比较宽容、平等、低调的城市，富人们穿着休闲服，抽与陈国文一样的6.5元一包的本地烟，不少白领住在城中村内，乘摩的上下班、约会和吃大餐。但近年来，陈国文仰头看到，一群群以“财富”、“荣耀”、“帝景”为标榜的楼盘拔地而起，用围墙把身边鄙陋的城中村隔开。

    城市的政策制订者也渐渐不喜欢他这样的穷人，或者说，他们认为这个城市已经没有穷人。这个冬季，先是传出“限制低素质外来人员进城”的声音，接下来全城禁止电动车和摩托车通行，据说得到了广大市民尤其是白领阶层的欢迎。

    李林的女同事们对禁摩的心态很复杂，终于不见令人胆寒的摩托，但走过医院门前那条马路去公交车站，又让她们担心遭到其他形式的抢劫。“那些被摩托飞车抢过的同事，后来反而都选择摩的，大家都知道，真正的搭客仔是让人放心的。”李林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