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能从韩国那里学到什么?
12月13日,韩国峨山政策研究院院长咸在凤等学者,做客观察者网,畅谈韩国经济腾飞的艰辛历程。
韩国峨山政策研究院院长咸在凤做客观察者网
主持人:韩国从一个落后贫穷的国家,最终跃入发达国家行列。中国正在飞速进步,所以我们对韩国过去的经历很感兴趣,“韩国奇迹”是怎样发生的?
韩国成功的有利因素
咸在凤:显然这么说可能政治不正确,但其实很简单,如果你喜欢自然资源,喜欢资本、技术,并尝试建立一个国家,你必须有能力把人调动起来,必须把有限的资源集中起来,这意味着机会不是均等、广泛地流动,你必须选择。谁来选择?选择谁?选择什么领域?通常都是不公平的,本没有什么绝对公平存在,特别是当资源贫乏时。
这也是为什么韩国像别的国家一样,在1960年代初期开始这么做。我觉得可能有两个因素促使韩国成功,尽管几乎所有欠发达国家都有“独裁”,它们都试图集中资源,不可避免地不公平,导致很多腐败和不公正现象的发生,但是却没有走向繁荣。只有极少数经济体成功了,韩国、中国台湾、新加坡,当然还有中国大陆。
我觉得韩国成功有两个因素。首先,朴正熙做出了正确的选择。这很讽刺,一位将军通过政变攫取了权力,但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减少对军事的重视。朴正熙之前的生涯都围绕着军事,但当他掌权时,却将重心放到经济上。这很不同寻常,不做军队擅长的事情,不是简单地传授军队的组织能力,尽管他也这么做,但他能够将之与创业精神相结合。更特别的是,他实施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政策,当时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是以进口为导向。
当你有了创业精神,并掌管一个面临抉择的国家,自然需要有所借鉴。我们知道朴正熙从哪里吸取经验。他曾参加关东军,在伪“满洲国”目睹了日本的重工业建设。这些殖民建设对日本来说是难得的经验,战后,日本自身也通过重工业建设取得了经济上的成功。朴正熙当然也有对国家的愿景,即达到一个重工业国家的水准。
几乎从第一天起,韩国人就知道朴正熙渴望经济大发展。就在政变后,他逮捕了所有大企业家,包括三星集团的创始人李秉喆。朴正熙与他们达成协议,只要他们保证没有腐败并且引进国外资本,就放他们走。他真的强迫他们这样做。
另一个有利因素是美国。美国是非常慷慨的盟友,它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市场,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在生活水平,或任何其他方面接近美国。它的市场似乎是无限的,不管多少我们出售多少罐头食品等,美国都能“吃下”。在商品供应、防务和开放市场方面,美国非常慷慨,我们很幸运。
朴正熙为求资金强力推进对日谈判
接下来我想谈两段插曲,并不只是因为这两次插曲的主角做出了明智的决定,而是从中可以看出他们如何在很多类似事件中发挥作用。
第一个插曲发生在1963-1965年。朴正熙当时急需资金来发展经济,但他不知道从哪里能要到钱,没有人愿意借钱给韩国,因为韩国太穷了。那么如何克服这个难题呢?他向日本寻求帮助。
日本曾殖民韩国数十年,因此从1945年韩国成立到1965年,我们一直拒绝和日本建立任何外交关系。但1963年,他和日本展开秘密谈判,后来事件泄露,整个韩国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。朴正熙不得不颁布戒严令,来控制示威活动,一切都是为了和日本谈判。不管发生什么,他都要推进谈判!
后来韩国得到了赔偿金,可这仍是很复杂的问题。从法律上来讲,我们认为这是日本弥补过去罪行的赔偿金,但日本从未承认赔偿。这笔钱实际上是按个体严格计算的,赔偿给强迫工作的劳工、壮丁等。但日本宣称这是欠薪赔偿,发给当初被迫无偿劳动的工人,他们还为此出台了一项法律合同,但对我们来说这就是赔偿。这个故事在韩国家喻户晓。
我们得到了这笔钱,但是朴正熙并没有将它分给应获赔的个人,而是拿去做投资。他最终几乎把所有的钱投资到钢厂、高速公路和船厂。不公正是随处可见的,这些赔偿金对促进个人的自由、权利,没有起到任何作用,但是却让我们有了连接首尔和釜山的第一条高速公路。那时,韩国的车辆很少,所有人都认为建高速公路是很疯狂的事情。每个人都问为什么韩国要钢厂?我们没有铁矿,从没有炼过钢,卖过钢。船厂也是如此,为什么人们要从韩国买船?
我想说的是,巨大的权力集中到这个人手里,他有愿景,可以调动所有权力和资源来得到所需的资金。这些资金没有用于民主,或其他别的方面,而是用于朴正熙认为有利于国家、民族的领域。
他就是这样起步的。
从越南到中东
然后在1965年,当美国越来越深地陷入越南战争时,他们急切地需要需要联军协同,这是非常紧急的事情,就像近年美国入侵伊拉克时一样。美国满世界游说,希望其他国家派兵,支持美国在越南的行动,但几乎没有人愿意,除了韩国。
这有两个原因。首先,朴正熙真心认为美国在朝鲜战争时曾经帮助过我们,所以我们应有所付出;其次,他知道如何汲取巨大的回报。所以当时的美国副总统赫伯特·汉弗莱访韩时,朴正熙和他进行了艰苦的谈判,需要派多少军队,作为交换,我们能得到什么,如我们可以建什么,可以制造多少军需品?同时,韩国的公司将获得所有的特许证,建造军营、公路,任何美军要在越南建的东西,韩国公司率先获得特许。
所以越南战争是美国“为韩国人打的”,就像朝鲜战争是美国“为日本人打的”。韩国借此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发展,韩国航空、现代公司等都是在越南起步的。这是第一次海外投机,和美国交易,都是很好的经验。
当然,在1965年至1972或73年间,任何时候差不多都有5万韩国军队在越南战斗,很多人死去,所以韩国左翼人士批评说我们成了雇佣兵,我们的确如此。但我们确实有所得,因参战而有了各项建设的机会,企业得到发展,技术和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得到提升,等等。
这是巨大的一跃。后来由于越南局势崩溃,美国真的惧怕共产主义席卷亚洲,所有人都认为韩国会成为下一个,包括朴正熙自己,他非常恐惧。美国开始谈论撤军事宜。1970年代初,美国这样考虑的原因很有意思。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不断争论,认为美军不能被卷入另一场在亚洲大陆上的战争。他们看了一圈,觉得下一个肯定是韩国了,便说现在就不得不撤军。
所以,他们撤军根本不是因为厌恶朴正熙的独裁,不是因为韩国不能支持人权斗争,实际上都是出于地缘政治的考量。
那段时间对韩国来说非常艰难,事情开始崩坏。1973年,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,使经济更加恶化。由于在越南的经验和轻工业,我们的经济刚刚开始抬升,但是别忘了,我们仍然比朝鲜穷得多、穷得多。1976年,我们的人均收入仍然只有354美元,远远落后于朝鲜。
越战之后,面对国内外的经济危机,我们该何去何从?
随后就是我要讲的第二个插曲。当时,现代汽车公司的创始人郑周永开始在越南办公司。韩国人也渐渐知道哪里有钱了:中东!郑周永说我们必须去中东,然后他去了,还带去了所有在越南获得的建设装备。每个人都问这是要做什么?中东人已经快被石油美元淹没了,他们想花钱,他们想要建一些东西。因此1970年代,那里开工了大量建设项目,许多韩国人都去了。
所以到70年代中后期,最高峰时有100万韩国工人在中东沙漠工作。到现在已经有40年了,那是我父母都没赶上的经历,他们那时候还是孩子。那些人在中东沙漠,在军营般的营区里辛勤工作。人们常常说韩国企业成功的原因是,韩国人是世界上唯一可以在异域大沙漠中,在没有酒的情况下,以军队般严格的纪律,连续工作两年的民族。
70年代,中东很多大项目都是韩国建的,如1976年的迪拜石油精炼和储油罐项目,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单项工程。那时候,韩国在建筑界没有什么地位,我们通常只能收到别人转包的业务。郑周永参与了投标,和国际大集团竞争,他竟顺利拿下了。而他从该项目获得的资金,甚至相当于当时韩国一年预算的1/3!
这是领导能力、企业家精神的结合,是冒着风险的惊人尝试。后来我们克服了中东石油危机带来的困难。1970年代末的时候,现代、三星、LG、大宇等公司都已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但事情还是那样,韩国人依旧不买韩国货。如果买得到、付得起的话,他们就会去买日本货。
培训“产业战士”
韩国发生了什么呢?朴正熙推动的、被称为“发展期”的浪潮滚滚而来。韩国异常关注重工业。1971年,朴正熙走上了重工业化的速成之路,他这么做的缘由,仍是为了应对安全问题,美国正在退出亚洲,朴正熙说,我们不得不制造自己的武器,而制造武器则需要重工业。
朴正熙
直到1971年,韩国基本上都是轻工业。在朴正熙统治下的最初八九年里,都围绕轻工业,我们也只有能力做那些。韩国的一个重要出口品是鱿鱼。我们出口了很多鱿鱼,还有其他一些海产品。日本买了我们所有的东西。我们没有制造业,胶合板是我们唯一生产的东西,流程非常复杂,其他的出口品都是初级产品。
年轻的农村女孩在纺织厂遭受剥削,英国曼彻斯特在19世纪经历过,韩国、中国也经历了,每个国家都是如此。如何迫使工人们接受低劣的工作环境、忍受安全隐患?韩国只有强大的政府、警察,没有工会,人们只是不断地工作、被剥削。我们都经历过这些。在这个阶段,美国不断指责韩国是专政、独裁。
主持人:美国自己也经历过那个阶段。
咸在凤:对。每个国家都有。而且就像前面讲的,美国撤军其实只是出于地缘政治考量。
问题就在于,怎样摆脱轻工业为主的发展模式。我们发展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,而且技术含量很低。而重工业都是焊接之类的事情,对技术要求很高很高。那么,从哪里来的劳动力呢?我觉得这是又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韩国奇迹。韩国在快速崛起的道路上,政府说,我们要培训“产业战士”。于是开始建立职业学校,到处都是培训学校,甚至开始在监狱引进培训项目。
因为韩国当时城镇化率大约为20%,其余仍是农村,所以很多人中学、高中毕业后,找不到工作,他们不得不去做农民。于是政府建立职业学校,让他们练习焊接等等,然后开始建工厂。最好的例子就是现代重工集团。朴正熙说,我们需要一家造船厂,谁能给我一家造船厂。每个月,他亲自带领经济部门和大企业的主管坐下开会。
主持人:所以那些私人企业的行动就像中国的国有企业一样。
咸在凤:的确如此。政府把他们看成是国有企业,会资助它们,为任何形式的贷款作担保,让它们能够拿到资金。
但所有人都说不。只有郑周永说:好,我们来建。他走遍全球搜集资金,可没有人肯借钱给他。1971年,谁会借钱给什么韩国去造一家船厂呢?最后,他去了巴克莱银行(Barclays Bank)。对方说:我们可以借给你钱,但是首先你要得到一份合同。想想看,郑周永没有船厂,没有资产,没有造船技工,工人甚至不知道怎样焊接。于是他四处寻找,最后找到希腊船王Livanos(他还活着,过几天就要再次来韩国了)。Livanos说,我可以给你一份合同,造两艘25万吨的超级油轮。
郑周永就拿着合同去了巴克莱银行,筹到了5000万美元。他带着钱回去,开始造船厂,造船,培训工人。同时,派人去日本、挪威,去任何可能的地方学习造船技术。两年后,造船厂还没完成,但他们已造好了两艘船,均交付使用。从1974年起,韩国开始在航运业上处于支配地位。现在,世界上约有40%的船只是韩国建造的。
我想说的是,在这一速成过程中,奇迹不仅仅是这些公司带来的,更是社会转型带来的。1971年到1980年,韩国靠那些速成职业学校等等,培训了200万工业工人——从零基础开始!我们培训了这200万工人去造船,去从事各种重工业项目。200万,以典型的四口之家来算,就意味着涉及800万人口。韩国当时的人口大概是3000万,也就是约占人口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。在十年内,韩国从一个贫穷的农业社会,变成高技术的工业社会,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什么都没有,后来涌现出一批具有世界竞争力的重工业公司。
所以,我再次强调,有了愿景、创业精神和领导力,奇迹就会发生。我确定这也是中国正在经历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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