摩托车文化：羊城晚报名记者27载“摩托车生活”

“红棉牌” 陪他入行

　　1980年，《羊城晚报》刚一复刊，老叶就兴冲冲地当上了摄影记者。说起刚进报社那会儿，老叶挠了挠已经稀疏的头顶，才想起当年第一部“爱骑”———28英寸红棉牌自行车，“二手的”，老叶说。那时他一个月的工资才130元，而那辆二手红棉，就花了他120多元。

　　每天一早，老叶背上摄影包出门。“再远的地方，也是骑车去。”老叶说，比如去广船拍个照片，现在坐地铁半小时就能到，当年骑了两个多小时的自行车才到，颠得屁股又酸又痛。

　　骑自行车的日子不算长，1982年，报社买了一批“幸福牌”摩托车发给摄影记者，老叶领了一辆。从此，“红棉牌”失宠了，喜新厌旧的老叶把这辆他称为“大水牛”的摩托车当成了“新欢”。

　　然而，“大水牛”很有性格，每次老叶把右脚跟都蹬肿了，它才慢悠悠地发动起来；跑不了一会儿，排气管就开始“热烈”起来，常常把老叶的右腿烫出泡泡。但老叶很满足：“那时整个报社才两辆汽车，有时候连领导都坐不上，只能供应记者跑特别紧急的突发事件。”

　　风驰电掣于大街小巷，老叶拍下了不少好照片，直到“大水牛”给他“上了一课”。1983年的护士节，老叶搭上一位美女文字记者去罗浮山军队医院拍写新闻，“90多公里，我开了3个多小时”。在回来的路上突然下起雨来，而他为了躲避乱穿马路的农民，连人带车一头冲进一个大坑中，当场被甩了出去，足足昏迷了六七个小时。“醒来时人已经在医院，脑子也被摔震荡了，”老叶自己一点都不后怕，“只是那美女记者后来再也不敢坐我的车了。”

    当记者多年，“辣手”老叶“摧残”了6辆摩托车，其中骑坏4辆，被盗一辆，最后的“小五羊”随着2007年1月1日广州中心城区的全面禁摩，被有关部门回收了。

　　禁摩了，老叶说：“一个时代结束了，百般滋味在心头！”回头看看，他感叹，“没了摩托，我就好像丢了腿。”

　　2006年的最后一天，老叶最后一次骑着“小五羊”，跑着他的街区新闻。为了纪念他的“小五羊”和摩托生涯，这一天，他也被拍了，成了别人笔下的新闻———《老叶跑街骑策铁马最后一天》。

　　“爱车”没有了，老叶试着开他的私家车来拍照片，但是，每次看到精彩画面的时候，老叶就开始发急，“好不容易停好车了，回头画面没了。”有一次在第十八甫，他实在等不得，硬是停车跑去拍照片，等他心满意足地回来时，车头已经有张“牛肉干”在等着他了。

　　无法进入横街窄巷，无法达到心中的“零距离”拍摄，私家车不到一个月就被淘汰了，老叶走了个“轮回”———重新骑上自行车。

　　广州大了，路宽了，人多了，一辆小小的自行车，骑起来不再如当年顺心。老叶想了个法子，他一口气买了三辆：“家里一辆，报社一辆，朋友家一辆”，布好了点，老叶再买了“羊城通”，“自行车+公交车+地铁+打的，哪样好用用哪样。”